公元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，是一个特别的时期。在世界范围内，游牧民族纷纷开始骚扰、侵略和冲击着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。在西方，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“蛮族”正侵蚀着罗马帝国;在东方，汉族政权正被五胡瓜分撕扯。每念及此，除去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外，也不免心生疑惑——罗马已灰飞烟灭，古老中国却因何永世长存?

　　不可否认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有力推动者，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忽视英雄人物对其施加的巨大影响，譬如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。在大多数人的心中，多半会在秦始皇、汉武帝和唐太宗之间抉择。客观的说，国人对帝王是否伟大的评定标准多数局限于统一中华、驱除胡虏，对“文明”本身缺乏相应思考。

　　秦始皇、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伟大之处，主要体现在对汉族政权的贡献，而在古代曾有一位皇帝，其政绩却超越民族与种族，甚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堪称是解决文明间冲突的非典型案例。

　　之所以是“非典型”，是因为无论在何时何地，人们解决不同文明间冲突的主要手段是暴力，以中国古代为例，中原汉人与四周夷狄可谓世仇，二者之间的争斗从未消停——中原政权强大时，游牧民族就会异常恭顺，一旦中原动荡，猃狁、鬼方、犬戎、东胡、匈奴、肃慎、柔然、敕勒、羯、氐、突厥、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等游牧民族就会大举入侵。双方一直在进行着漫长而残忍的拉锯战，任何一方都不肯被对方同化。

　　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北魏孝文帝，古代中国很可能就会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——被鲜卑、匈奴、柔然等落后民族瓜分殆尽，再建立起无数小国。他们会控制汉人思想、扼杀汉人政治、阉割中华文化，九州将成为毫无希望可言的炼狱。鲜卑拓跋部定居中原后，建立起胡汉共治的王朝，从一开始就在推行汉化——然而这种汉化是有限且杂乱的，其目的只是为了维护统治。鲜卑统治者虽然会学习四书五经和传统典章，但对自身文化、服饰、语言乃至饮食等却仍坚守传统，以自己身为鲜卑而倍感光荣，并刻意区分出鲜卑与汉人的差别。

　　这样的局面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才得以改变。之所以称赞孝文帝，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人为区分所带来的危险，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——选择主动迎合，全力学习接受更为先进的中原文明，鼓励胡汉通婚。有人说，孝文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是失败的，他亲手消灭了鲜卑人。然而消失的只是“鲜卑”这个称呼，鲜卑血脉至今仍在许多国人体内奔涌不息。

　　不过在谈及孝文帝之前，我们还得先从一个女人说起，她就是北魏的文明太后——冯氏。在十六国时期，一共诞生了四个汉人政权，其中就包括冯跋所建立的北燕。冯跋去世后，其弟冯弘继位，其子冯朗受封广平公，其女则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左昭仪(地位仅次于皇后)。北燕灭亡后，冯朗归顺北魏，官至秦、雍州刺史，封辽西郡公，其女在左昭仪冯氏的照料下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，并最终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。

　　北魏和平六年(公元465年)，文成帝驾崩，嫡长子拓跋弘即位，是为献文帝。由于拓跋弘即位时年方十二，无力处理朝政，因此冯太后发动宫廷政变，将其架空为傀儡，一手把持着朝廷大权。承明元年(公元476年)，献文帝突然去世(一说为冯氏毒杀)，年仅23岁，5岁的长子拓跋宏即位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孝文帝。

　　不用想，朝政大权又一次落在冯氏手中，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继续临朝称制。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冯氏先后颁布了多项改革措施——比如建立“班禄”制度、实行均田制、建立户籍制度......可以说，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， 促进了北魏的繁荣富庶，为孝文帝日后进行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　　在这位汉族嫡祖母的熏陶下，孝文帝从小就是汉文化的忠实拥虿。太和十四年(公元490年)10月17日，太皇太后冯氏去世，孝文帝自此正式亲政。面对着吏治混乱、财政困难、外部威胁加剧的棘手局面，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

　　首先，他以“班禄”制度为蓝本制定了俸禄制度，通过给官员发放薪酬的方式避免其大肆搜刮，以减轻百姓压力、缓和官民矛盾。虽然贪污并不会因此完全杜绝，但这毕竟让老百姓的生活好过许多。紧接着，他又颁布均田令，将归属国家的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。虽然地主豪强们依旧拥有大量土地，但下层贫民还是因此获得了一定数目的耕地，北魏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，进一步保障了整个王朝的赋税徭役。

　　不过在孝文帝看来，这一切还远远不够。由于朝中反对势力太大，孝文帝决意推行的政策注定无法顺利施行，于是他决定采取“围魏救赵”的方式。在他的构想中，现有的首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位于北方，物产贫瘠且不利于控制中原，假如能迁都洛阳，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，同时又可趁势学习汉族文化，推行力度空前的改革。

　　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，孝文帝拓跋宏以“南伐”为名率众臣及20万大军南下，因阴雨连绵不绝遂在洛阳“停驻”，这才完成了迁都大业。常言道“入乡随俗”，既然来到洛阳，生活方式自然就得全面变革。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5月26日，孝文帝提倡说汉语、使用汉字、禁穿胡服、依照《汉书》改革度量衡、鼓励与汉族通婚，还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，比如拓跋氏改为元氏、丘目陵氏改为穆氏、尉迟氏改成尉氏、步陆狐氏改成陆氏......此外，孝文帝还按照汉朝的典章制度改革体制及律法，尊孔重礼，提倡以孝治国。

　　经过元宏的改革，传统汉文化在这个黑暗时期发出了新的耀眼光芒。在南朝陈庆之奉命出使北方时，愕然发现洛阳一带礼仪周全、人才济济，就衣冠服饰而言，中原远胜南方。这一情景既加深了南北朝之间的交流，也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民族认同和文化基础。通过这场改革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落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若不主动接受汉文化，不出100年就会灭亡(比如元朝)，如果要学汉文化，那最后迟早都会变成汉人。事实上，一旦民族通婚和文化认同二者同时满足，无论是什么民族，最终都会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融为一体，成为新
北魏孝文帝废太子?北魏为什么要子贵母死

　　立太子前，先赐死其生母。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，史学界称之为“立子杀母”或者“子贵母死”。开此先河的，是汉武帝;形成制度的，却是拓跋氏。汉武帝“立子杀母”，在西汉仅此一例;而拓跋氏的“子贵母死”，却在北魏沿袭成势。

　　翻开《魏书·皇后传》，关于“子贵母死”的记载，让人触目惊心： “道武宣穆皇后刘氏，后生明元……后以旧法薨;明元密皇后杜氏，……生太武……泰常五年薨;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，……生景穆，神麚元年薨;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，……生文成皇帝而薨;文成元皇后李氏，生献文，……依故事……薨;献文思皇后李氏，……生孝文帝，皇兴三年薨;孝文贞皇后林氏，生皇子恂……后依旧制薨;孝文文昭皇后高氏，后生宣武……暴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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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份死亡名单中，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：文成元皇后李氏，可以称“依故事”死;孝文贞皇后林氏，可以称“依旧制”死;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，为什么也称“以旧法”死?带着这份疑惑，笔者仔细翻阅了《魏书·序记》，既没有发现这种“故事”的明确记载，也没有找到此类“旧法”的杀人事件。这就说明，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制定者，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;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，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。那么，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是怎么产生的?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?

　　普遍认为，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，其实不然。众所周知，“主少母壮”和“女主颛恣乱国家”，是汉武帝“立子杀母”的主要原因。其中，前者是基础，后者是病症。当时，刘弗陵只有七岁，尚在冲龄;其生母二十六岁，青春年少;汉武帝六十九岁，风烛残年。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，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。相比之下，北魏刘氏死时，拓跋珪三十九岁，正值壮年;拓跋嗣十六岁，血气方刚，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，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。再者，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，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，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，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。可见，“子贵母死”决不是对“立子杀母”的简单模仿。笔者认为，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产生，幕后另有重大隐情。

　　北魏建国前，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。《魏书·序记》把妇人比作“天女”，以及“诘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”的谚语，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，妇女地位还相当高;而“昭成……议不决。后闻之……乃止”和“平文崩，后摄国事，时人谓之女国。后性猛妒忌，平文之崩，后所为也”，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，也专权弄权。再者，作为东胡的一支，鲜卑人的血管里，难免携带着“先母而后父”和“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”的基因。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，实现“父子家天下”，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，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“母权制”进行血腥变革。笔者认为，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，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，成为独裁皇帝，是形成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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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了历史遗留问题，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。拓跋部能够复国，北魏能由弱变强，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，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。然而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，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，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，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。拓跋珪是政治家，是开国皇帝，而且受过灭国之苦，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，他必须要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，其生母刘氏，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，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，那么，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。笔者认为，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，达到离散外戚部落、杜绝外戚介入、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，也是产生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当然，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，这种来自“外家”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。在历代皇帝中，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，实不多见。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，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，来堵住悠悠之口。于是，他谎称拓跋部有“后宫产子将为储贰，其母皆赐死”的祖制，将刘氏“以旧法”处死。《魏书·太宗纪》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：“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，不令妇人参与国政，使外家为乱。汝将继统，故吾远同汉武，为长久之计。”既然“子贵母死”不同于“立子杀母”，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?笔者认为，北魏正倾心汉化，拓跋珪“远同汉武”，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，从而为“子贵母死”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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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“子贵母死”的阴影下，到了元恪时期，竟然出现了“椒掖之中，以国旧制，相与祈祝，皆愿生诸王、公主，不愿生太子”(《魏书·皇后传》)的局面，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。再者，皇后高氏“性妒忌，宫人希得进御”，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。后来，胡氏不惧“子生身死”，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，因功“进为充华嫔”。为皇统大计，元恪废除了“子贵母死”制度。始于天赐六年(409)，止于延昌元年(512)，“子贵母死”在北魏沿袭七代，历经百年，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。这一制度，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，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，所以，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。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